千里挑一

在新冠疫情如此严重的时候，我来到了中国。这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虽然我必须做出妥协和让步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我真的很幸运。

启程

早在几个月之前我就已经在期待这一刻了。那时的我站在法兰克福机场的Z52登机口。在我对面的一张桌子上，一位机场工作人员正在检查我的旅行文件。我在手机上找出我的二维码以便工作人员扫描。

Selbst am Gate war ich mir immer noch nicht sicher, ob ich abfliegen dürfte.© Mona Fromm

直到最后，我周围的许多人都不相信我真的会飞往中国。申请赴华签证的流程本身就很繁琐。而在疫情期间，能够拿到签证更是天方夜谭。因此， 5月份我就已经开始了准备申请，而我的出发日期是9月中旬。

这中间的四个月也不是很轻松，需要准备很多材料文件、和政府的相关部门沟通以及不停地打电话。出发前两天，我才收到签证和护照。虽然很晚，但至少它来了。

然后是核酸检测。其中最重要的是：检测结果必须及时收到然后上传。检测时间必须是近期的才有效。我的检测结果是阴性，并且很及时。然而，我的一个二维码却是黄色的，而不是按要求的红色。所以我仍然会担心有没有可能必须一直在机场呆着的恐怖场景。

机场工作人员扫描了我的黄色二维码后，她只是说：”好的”。然后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下一个排队的人应该站出来。我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但我知道一件事：我的中国之行开始了。而且显然有人把旅行建议放在互联网上，无法区分红色和黄色。

探索

在到达之后的两个月里，我住在上海，参加我的S&P课程的实践部分。我在一家小公司工作，负责组织中德间的学生交流。大约十几名学生希望在2022年夏天飞往德国，几年后在那里参加高考。在学校我负责帮助他们学习德语，他们目前只有A1水平。

学生们亲切地称我为生活老师，可能是因为我的德语和我对年轻人的建议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但我实际上学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我原本是一名商业记者，并希望长期从事这个工作。但是在中国做记者是很困难的，甚至会有危险。

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在六个月的实习期内做一些实际工作以外的事情。特别是由于时间太短，短时间接手记者工作。唯一的问题是：我应该怎么做？我什么都能做，也什么都不能做—一种奢望，但这个想法却折磨着我。

我给项目协调员Melanie Späthe打过几个电话，并利用LinkedIn中的联系人四处打听我所在地区的工作。在我的印象中，我们这个项目的所有人都是各自与中国相关领域的专家。他们的知识，有的很深，有的很广，这激励着我去寻找自己的擅长的领域。同样，他们的讲座和讨论也使我去中国的愿望愈发强烈。我还能从哪里获得经验和新的经历？我怎么能形成自己的观点呢？另一个前提是流利的中文，因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课程已经教了我语法和词汇–但不幸的是，我几乎无法使用它们。

这些愿景再加上Melanie的建议，最后做我一直想做但一直没有机会的事情，进入教育行业。我就是这样找到了我现在工作的地方，该公司总部在法兰克福，中国分部在上海。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能纯粹是运气：我在正确的时间给正确的人打了电话。她正在寻找一个能够在学生飞往德国之前在上海帮助他们的人。而我正在寻找一份能说中文的教育工作。我还不敢奢望在中国找到这样的工作，而是想到了德国的中文学校和类似机构。

我们决定试一试，采取艰难的方式一起申请签证，其中有各种阻碍障碍和费用。结果是，我在上海的同事不得不经历和我在德国一样多的官僚主义。

实习

我真的很喜欢在上海生活并与年轻人一起工作。我从学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也了解了他们。尽管他们的学校生活与德国人不同，但中国青少年的问题是相同的。这种认知很好，因为它拉近了我们的文化。

我和年轻人一起住在一个宿舍里。当然，我有自己的房间，但我仍然24小时和他们在一起。我开车送他们去学校，下午回宿舍。我帮助他们做家庭作业和学习。在白天，我监督他们进行各种活动，例如。周末，我们一起在上海进行游览。去医院看病或类似的个人情况也需要我的帮助，幸运的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我有一些时间进行自己的活动（爱好、中文课和观光）。

不幸的是，目前我在日常生活中不是完全说中文。我根据学生的个人德语水平，与他们混合使用中文、英文和德语。办公室里的同事德语说得很好，所以用德语交流往往比较容易。这有助于我们避免误解，特别是当事情必须迅速完成时。根据我的经验，这就是德国公司在国外的劣势。但我在不断努力，尽可能多地使用中文。在工作之外的时间我只说中文：在吃饭时，在我的爱好中，在街上偶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