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AD的碳排放控制策略:先避免再减少,最后再考虑补偿”
西克斯博士,DAAD的核心任务–促进国际学术合作–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克服气候危机?
气候危机及其管理是一个全球问题。它不能由单个民族国家来解决,而只能通过跨国界的合作来解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可持续的成果,至少可以减缓气候变化。我们还希望参与议程制定,即为各国提供激励措施,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在南半球,我们为此提供资源。在北半球,我们也关注在欧洲和海外建立联盟。我们希望一起取得科学进步,并以具体方式应用所获得的知识。
您能谈谈具体的例子或者项目吗?
我们采用众多激励机制,以推进各项有关气候保护和生态可持续性的项目。比如,自去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资助”全球气候和环境中心(Globale Zentren für Klima und Umwelt“)”。该中心是由南半球国家及德国的大学组成的一个网络,每一所大学负责研究气候和环境领域的一个特定主题。例如,”非洲气候与环境中心——未来的非洲大草原 (African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Center – Future African Savannas)”与来自肯尼亚和科特迪瓦的大学合作,研究非洲草原问题。人们怎样才能加强这片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怎样保护土壤?如何说服人们保护自然?这些都是中心会教授和研究的课题。
国际交流的核心是人们的实际流动,这种流动通常是以乘坐飞机出行的形式实现,众所周知,乘坐飞机出行的碳排放量很高。国际交流和全球科学合作如何能与气候友好型行动相协调?
首先,必须认识到,国际交流会产生气候负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使得航空旅行与收益处于一个合理的比例。例如,如果有人从阿根廷飞到德国,在这里学习一年,这个比例是合适的。相应的,也有一部分DAAD项目,我们会考虑数字化的形式是否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是否可以理解为,航空旅行的目的也很重要?
是的。我们的大多数航空旅行对其他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极其积极的意义:例如,对教育问题、全球一体化、社会凝聚力、以及宽容度提高和个性发展。但无法忽略的事实是,只要航空旅行继续排放温室气体,我们就无法将排放量降为零。对于这些活动,我们需要的对策是气候补偿。
Covid-19疫情表明,工作、交流甚至是见面都可以通过数字化方式运作。您认为,DAAD的哪些活动是在此情况下仍需要线下进行的?
数字化使我们能够灵活地采取行动。这对于专业交流来说是非常有效的。数字化所缺少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而这些是非正式的、创造性的和弹性的。跨文化的体验自然是这样的:人若要感受一个国家,是无论如何也得亲自到这个国家来体验。还有像是与人交谈、与人会面,这些交流也是这种,这些都是产生友谊的必须条件。对于这一类的交流来说,实际的流动仍是不可缺少的。
所以学术交流纯粹以数字方式运作?
对于专业交流来说,同事之间良好和信任的关系也是必要的。此外,国际性的关系网在科学领域也是必不可少的。为此,当面认识同事、与他们长时间共同工作对于建立关系以及关系网是非常有帮助的。纯粹的数字化方式要困难得多。因此,我们基本采用混合的形式,例如面对面的会议和在线会议交替开展。
今年,DAAD将首次公布其自身业务活动的气候和环境平衡表。为此DAAD收集了哪些数据?
DAAD最重要的碳排放源包括我们的房产、商务旅行、通勤流动、活动、出版物印刷的能源消耗。我们从各种渠道收集了相关的数据,并计算了它们的排放量。因此,我们能够用非常可靠的数据创建我们的平衡表,它能涵盖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DAAD几乎所有的业务活动。在下一步,我们还想记录DAAD资助活动,比如学生的航空旅行。
DAAD的目标是到2030年在自己的业务运作中完全实现碳中和。DAAD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控制碳排放地策略是:先避免再减少,最后再考虑补偿。一方面,我们会减少影响气候的活动。一个具体的例子是,首先,DAAD只在特殊情况下在国内乘坐飞机,其它时候,国内出差我们都乘坐火车。其次,我们会权衡哪些活动我们仍将线下组织,以及哪些活动我们可以以数字化的方式开展。
截至目前,DAAD已经实施了哪些措施?
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例如,在建筑管理方面,经过我们的改造,几乎所有的用电都使用绿色电力。我们还大大调高了建筑的绝缘强度。此外,目前DAAD车队的几乎所有车辆都换成了电动车。对于活动组织和物资采购,我们起草了自己的指导手册和检查表,以使同事们对避免碳排放的策略时刻保持敏感。我们还就这些主题与高校开展经验交流活动,并向他们分享我们良好的实践经验。
你们还计划采取哪些措施呢?
DAAD今后还将在商务旅行预算方面重点关注生态的因素。我们会继续鼓励我们的员工骑自行车上下班。波恩市针对骑车通勤的群体推出了一个拼车的应用程序,毫无疑问,DAAD是这项重大活动的参与者之一。
采访:约翰内斯-考夫曼(2022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