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背景下，德国学术交流中心邀请了60多位与会者参加5月19日和20日在上海德国中心举行的研讨会。会议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 中国青年学者在德国可以参加哪些项目？在德国和中国的学术生涯是否存在差异？高校层面的合作在未来会面临哪些法律问题？在ChatGPT时代，学术出版是什么样子的？在历史回顾、现状确定和未来计划的交汇中，这些问题和其他延伸问题被讨论，同样被讨论的还有经验空间、期待视野和行动选择。

盲人摸象（mángrén-mōxiàng）。德国中心副主任彼得·赫尔格莫勒（Peter Hergemöller）在欢迎致辞中引用了这一中国成语。为了与本次活动的精神保持一致，他提到了整体洞察力缺乏的问题，借此强调了跨学科合作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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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来自北京德国大使馆的安德莉亚·海恩（Andrea Heyn）和DAAD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施露丝（Ruth Schimanowski）首先提供了关于中德研究合作的数字、数据和事实。这为接下来的讨论奠定了稳固的形式和内容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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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来自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的尼尔斯·彼得·托马斯（Niels Peter Thomas）以线上参会的形式对出版业的数字化未来进行了思考。讨论的议题不仅包括基于语言人工智能应用软件的劳动经济可能性以及伦理风险，而且还包括特定国家的出版模式和佚名文章。带着这些问题，与会者进入了晚宴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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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星期六，首先讨论的话题是具体的大学合作。安德莉亚·施威特勒（Andrea Schwedler）和晏·哈德（Jan Harder）首先阐述了同济中德学院（CDH）的各种提议、合作和机会，然后卡若琳·盖拉多（Caroline Gallardo）和米歇尔·何特（Michael Röther）介绍了汉堡应用技术大学（HAW hamburg）和上海理工大学的合作。两者的共同主旨是，过去几年困难重重，但对未来的展望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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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库斯·斯佩林（Marcus Sperling）在其讲座中具体阐释了他的观点。这位在德国接受教育的物理学家目前任职于南京东南大学，他生动而详细地讲述了他进入中国优质大学之一的历程。日常研究实践中的根本差异是什么？与研究所同事的合作是如何进行的？在中国的学术期结束后，未来的机会如何？斯佩林对所有这些问题都给出了定向和具体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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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d non est in actis, non est in mundo – “陈述的事项如果不被记载于书面笔录之中，即被视为没作过这种陈述”。根据这一法律指导原则，来自上海伯克特律师事务所的海纳·博卡特（Rainer Burkardt）介绍了中德高校合作的法律前提、必要性和风险，从而为周末的议程画上了一个值得讨论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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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参加人数众多，讨论形式多样，新联系建立以及所得反馈积极，DAAD计划在未来继续为在中国的德语社区提供时空条件以促进彼此间的联系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