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闻不如一见 „Ein Bild sagt mehr als tausend Worte“
我喜欢玩拼图。童年时期,我和父亲会花好几天时间趴在客厅的桌子上,一小时一小时地专心致志地对拼图进行分类、比较和拼装。最难拼的是那些已经找不到模板的拼图。因此,我从小就对中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一个未知而神秘的国度或者说一片疆域辽阔的国土。我在中国度过了一半的人生,并在北京遇到了我来自黑森州的丈夫。我们的孩子们在北京出生并长大。时至今日我还在完善这个拼图:每天我都为我的中国拼图添加一片新的板块。
对拼图的比较也适用于我对中文的看法。中文的独特性令我着迷。我的父亲是一位德国传教士,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我在坦桑尼亚长大。斯瓦希里语、英语、瑞典语、法语–我从小就在学校和私下环境中学习这些语言。但中文呢?汉字、句子结构、事件描述、论点或感情的表述:对我来说,一切都像是一副巨型拼图。幸运的是,它有一个模板。为了学习中文,我总是试图找到相似之处:在中文里,没有人会说把珍珠扔到猪面前,但人们会说对牛弹琴。
求同存异 „Gemeinsamkeiten suchen und Unterschiede bestehen lassen“
谈及”平等”或”育儿”的话题时,在深入了解之后,我原本以为的相似性变成了差异,反之亦然。中国有这么多女工程师,以及中国女性在生育后不久就回到职场,令大学时学习物理专业的我备受鼓舞。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中国女性在取得事业成功和担任领导职位方面存在着与德国非常相似的问题。
鹤立鸡群 „Herausragende Persönlichkeiten“
基于我的人生履历,我认为人际交往和个人经历是德中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这一点并不奇怪。当我环顾周围,在公司、大学和机构中建立起中德合作的,往往是那些年轻时在对方国家学习和工作的人。在这方面,诸如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这样的资助机构及其诸多的奖学金和资助项目发挥着核心作用。
学术交流可以成为两个国家之间建立更为紧密关系的开路先锋,这是外交学政策的一个基本理念。乔冠华就是一个在德国鲜为人知的有趣例子:作为首批中国DAAD奖学金获得者之一,他于1935年至1937年在图宾根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大约40年后的1972年,他作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与时任德国外交部长的瓦尔特-谢尔一起为中德两国建立外交关系铺平了道路。
人山人海 „Eine Flut von Menschen“
数据表明,良好的外交关系是多么重要。近几十年来,学术交流的数量迅速增加:从1996年到2022年,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数量从4500人上升到逾4万人。在中国的留德校友网络和中国对德国的了解也相应地更加广泛。然而,新冠疫情期间的悲惨经历表明,这些数字并非理所当然:中国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19年在中国的德国学生人数超过8000人,但据我所知,2022年已降至寥寥无几。在德国,人们有理由担心,我们将不得不在缺乏中国专业知识的情况下塑造未来的德中关系。
当然,重要的不只是针对个人的资助。还需要机构合作、联合中心和院系,以制造更广泛的影响和魅力。联合学习和双学位项目有很多优势。人们大部分时间在本国学习,但也能获得国际经验;在国外学习的课程与本国大学的课程相一致,而且在东道国大学通常还能得到更好的指导。在中国,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德国项目是同济大学的中德学院(CDH)。德国许多最好的技术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都参与其中。 同济大学的前身机构于1907年在德国人的参与下成立。中德学院及其参与机构的一个特点是以实践为导向的教育和德中两国企业界的热烈参与。对于德国学生来说,中德学院及其提供的学习项目和课程也非常有趣。
“自食其果” „Man erntet, was man sät“
大型和长期项目需要大量的精力和充分的沟通。两方的负责人员都在变动。政治环境和高等教育法规也在变化。需要持续进行调整。同时,共同的利益必须不断调整平衡。这需要耐心、开放和对合作伙伴的理解。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些项目要有对未来的愿景和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偶尔我有一种感觉,我好像遗失了我的中国拼图的模板。25年的时光倏忽而过,疲惫的迹象也在某些地方悄然出现。我渐渐难以找到合适的拼图板块,我也许需要新的眼镜。 就像一些学术合作,面对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条件而必须重新调整,我可能也要改变我的视角。无论怎样,最重要的是要培养新一代的桥梁建设者。因为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人文问题的时代,科学合作必不可少。我们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我们。我们是彼此的合作伙伴。
施露丝(2023年2月28日)
本文首发于deutsch-chinesisches-dialogforum.de。
译/袁航、审校/万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