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领域的年轻“搭桥人”：专访Balduin Benesch
在中德法学院的硕士法学硕士项目中，学生们在中国政法大学接受为期两年的语言和专业培训，之后有机会在七所德国合作大学中的一所获得双硕士学位法学硕士。该合作项目自2004年开始实施，已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高校教师以及活跃在国内外的法律从业者。该学院的目标是在中国深入传播德国和欧洲法律知识，培养合格的中德法律人才，开展法律研究，通过双边法律合作支持中国法律体系的发展以及巩固德国法律传统在中国的发展。
尽管巴尔杜因·贝内施先生自2024年2月起才在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担任DAAD长期讲师和副院长一职，，但他与中国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 2012年，他首次访问中国，之后因在同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习再次来到这个国家。 贝内施先生对于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来说也不是“一张白纸”，他是DAAD“在中国学习语言与实践”奖学金项目第26期的成员。现在，他再次来到北京，为德中法律领域的合作贡献力量。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探访这位“搭桥人”的动机和目标！
- 贝内施先生，我们先来问一个每一个常在中国的人都会被问到的问题：您对这个国家的迷恋从何而来？
我对中国的迷恋在于，中国如何将在德国通常被认为不相容的对立面统一起来。尽管在中国有鲜明的身份认同，但人们对外国人通常持开放和好奇的态度。中国传统文化深深植根于历史，但同时对于创新和变革也持开放态度。虽然民族自豪感很强，但人们也意识到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由于独生子女政策，许多人作为家庭关注的中心长大，但在强调团体的相互联结的社会环境中，他们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种紧张气氛中，许多中国人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合作意识。
中国大城市的生活极其有活力，充满了巨大的变革。人们的内心态度在应对变化时显得尤为重要，而中国居民的这种态度经常受到考验。例如，今早我住处的入口突然变成了施工现场，我不得不跳过一个沟渠才能及时赶到课堂。在出租车上，我与司机聊起了日益严格的城市交通监控和“智能”摄像头。因为前方有堵车，我果断通过出租车软件改变了行驶路线。如今，北京出租车司机的临场应变能力也无处发挥了。幸运的是，这种情况对我来说并不存在。我经常面对新挑战，这也促进了我的教学。在中国日常生活中的不便，往往被高度数字化的便利性所弥补，我目前几乎没有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缺点。我对中国在数据使用方面的数字化模型的发展感到期待。
- 在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工作以来，您作为德国副院长将发挥重要作用。您未来五年的目标和计划是什么？
对于中德法学院，我们的中方院长谢立斌教授和我最初计划在大多数事务上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状态。在新冠疫情高峰期，学院的工作以及与德国大学的合作受到了很大影响，之后几年，中德法学院缺少一名德国副院长，直到今年年初我上任。现在各个层面都呈现出积极的趋势，我很高兴来到这里。我的一个新项目是在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与同济大学和南京大学的德国法律项目之间建立一个网络。我们计划的另外一个项目是优化学院的德语课程。学生的德语技能不仅对他们在德国完成法学硕士学业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长远意义上来说对学生聚焦于德国文化和未来的职业规划也意义非凡。我们学院学生的学习时间有限是个问题。我们的措施之一是，为新生们在开学前几个月定期开展非官方在线德语课程。未来几年，我们还将尝试与亚洲其他法学院开展国际合作项目。
就我个人而言，在未来几年内完成博士学位很重要。
- 除了这些长期目标之外，我们还想知道您在学院的日常工作是什么样的？您如何与中国同事协调配合、对中国学生开展教学？
在学院的日常工作非常多样化。我负责自己的法律公共课、客座讲师的短期讲座、定期举办的学术活动、语言讲师的德语课程、学院图书馆的管理以及与德国大学的合作工作。最主要的还是学生辅导和公共课的准备与总结。向在中国本科阶段学习法律的中国学生用德语介绍德国法律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与热情的中方院长谢立斌教授及其他教职工的交流非常友好和开放。刚入职时，我基本上是在独自摸索。我通过“边做边学”的方式了解了各位员工的职责、层级结构以及与同事和学生的相处方式。总体来说，我觉得在“工作场所”中不断进行跨文化交流是非常有益的。我的中文比较流利，很多同事也会说德语或英语。不过，有时仍会出现误解。不可避免的是，沟通与合作需要双方更深入的投入。
- 您是否定期与参与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的德国高校保持联系？这些高校能否帮助激发德国学生对中国留学的兴趣？一般来说，您有哪些建议可以增加对中国留学的认知和兴趣？
在夏季，学生们申请德国的法学硕士课程期间，我们与德国高校的联系最为紧密。交流通常非常积极，一些同事也借此机会扩展他们学院的“中国能力”。今年，中德法学院的所有意向学生几乎都申请到了德国的合作大学。项目的联盟管理处位于汉堡大学，我与那里的工作人员以及项目负责人亨里希·尤利乌斯教授保持着联系。目前，我们正在寻找一位短期讲师在中德法学院教授宪法法学，计划在12月初开展，我们将首先与合作大学的联系人进行沟通。我希望未来能够与德国大学开展更多小型项目。
从德国的角度来看，推广北京的交流学习项目主要依赖于各合作大学的联系人。我将制作新的宣传册并更新我们学院的网站 (https://cdir-institut.org/)。在中国学习对德国学生来说无疑是新奇和独特的，这恰好是我们的一个“卖点”。此外，中国政法大学为法律专业学生提供了卓越的平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科在全国排名前三，并且是法学生最多的大学。全校约7000多名硕士及博士生当中，大多是在攻读法学。
此外，中国政法大学还提供许多精彩的法律讲座和活动。就比如，在我们学院就有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进行一场宪法学对话，这场活动有大量中国法学教授和前德国联邦立法院法官雷因哈德·盖尔（Reinhard Gaier）教授共同参与。本学期，有五名德国交换生成功通过我们的项目在中国政法大学注册学习。我们正在努力扩大我们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 您对自己的学生印象如何？作为旁观者，人们通常会认为用复杂的德语学习复杂的德国法律非常困难。这种说法正确吗？
我对学生们的投入和好奇心印象非常深刻。德国法学依赖于精确的德语，法律语言、法律意见风格和法律术语都是不小的挑战。即使是德国法学生也常常难以深入阅读法律文本并遵循法律意见风格。除了我们提供的德语原版法律书籍，中国学生通常还会参考其翻译版本。我认同在新法律主题中插入相应的中文版法律条款，以帮助理解。尽管如此，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仍需要付出大量努力。正因为这种深入的阐释，许多学生能够建立起扎实的基础，并且常常对相关法律领域产生兴趣。
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是：学生们不仅学习“如何”，还意识到通过坚持不懈的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可以掌握新的复杂内容。项目在我们学院为期两年，学生们不仅参与中方法律讲师授课的公共课程，还需撰写中文硕士论文，这两年里对学生们的要求高、挑战也大。尽管面临这些挑战，每届都有约75%的学生能够开始在德国的法学硕士学习，并且每个月都能受到DAAD奖学金资助。
我们的校友网络非常活跃，我们期待每一位毕业生加入校友网络。我们计划在2024年9月底举办一次校友聚会，德国合作伙伴届时也会参加，我们将与他们在研讨会上讨论数字化时代的法律教育。
- 在工作之外，您觉得生活在首都怎么样？您曾在不同的时间多次在中国居住，您如何看待近年来的发展？
在北京，外国人可以选择生活在外国人社区或体验真实的中国生活。近年来，我注意到了许多变化。除了基础设施完善、绿地和文化活动的增加这些积极的变化外，也存在居住成本上升、来自乡村的求职者数量增加以及更全面的政府管制措施等问题。
- 尽管工作繁忙，您有机会探索北京和上海以外的地方吗？有什么推荐给未来德国游客的建议吗？
重庆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体现了典型的中国生活方式。总体来说，我觉得中国几乎到处都很有趣，尤其是在有中国人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