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如何关注到DAAD的？

1976年3月，我在当时的北京外语学院附属中学毕业后，与同学们一道响应国家“上山下乡”的号召赴北京清河公社清河大队“插队”，即务农。同年下半年突然有一天队里的领导通知我，说教育部需要从我们学德语的同学当中遴选一人作为其成员赴德国留学，并且回国后继续留在教育部工作。我很惊喜这样的机会竟然落在了自己的身上。1977年上半年经过两个月的行前集训，包括赴陕西延安、山西大寨参观学习后，我于当年6月飞赴德国（先在位于Blaubeuren的歌德学院，后在海德堡大学）开启了我长达三年的留学生活。那时的我还不知道，之后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因为直到到了德国以后，我才了解了DAAD，并知悉自己获得了DAAD奖学金。幸运真是接踵而至！

刚到德国时，是否有令您印象深刻的情况？哪些生活习惯或者观念是您希望一直保持的？

我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了学历，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 “换位思考”，即在工作中，特别是在对外交流中，运用跨文化思维处理事情。通过歌德、席勒、贝多芬、莎士比亚等名人的作品，我感受到了文学和艺术的魅力与吸引力。刚到德国的时候，给我最大的触动或者说让我不适应的，除了德语本身外就是文化的差异。德国发达的城市和多元化的生活，让我重新认识了这个我了解过的 “资本主义 “国家。

在德国的生活对我的个人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比如我的性格、态度以及对工作和生活的态度：对此我可以想到几个关键词，比如认真、守时、坚定，以及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还有就是环保意识。饮食上，我也发自内心地喜欢吃带有“酸味”的黑面包、煎土豆片、巧克力，喝咖啡等等。

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您一直致力于促进国际交流。您的个人国外生活经历对您有什么启发？

我在国外的经历，使我意识到中外青年人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如果条件允许，学生和青年教师都应该有一段出国的经历。不管是出国学习一个学期、实习、培训，还是某种形式的交流年，或是获得大学学位。这也是我在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工作近10年的时间里，始终积极通过各种项目促进和持续推动中外学生交流的原因之一。

在读博士期间，我重点研究了德国的职业教育，发现双元制职业教育是二战后德国经济腾飞的催化剂。从教育目标的制定、课程设置、教师招聘，到教学方法的运用、教学实施等整个过程都与企业和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些知识对我以后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的工作特别有帮助，该研究所最初是在德国政府的支持下建立和运作的。此外，在我的工作生涯中，我参与了20多个中德职业教育和应用科学大学等领域合作项目在中国的实施；参与了中国与8个国家（包括德国、法国、美国、印度尼西亚等）的人文交流机制的实施工作，并且为我在其中所做的贡献感到自豪；此外，我还曾担任赫尔辛基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的国际顾问。回首往事，重温过去在国外学习和工作期间踏过的足迹，回想那些对我来说很重要的阶段，感觉很好。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CAFSA）理事长，您能介绍一下学会主要是做什么的吗？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成立于1998年12月，是经教育部批准，由从事中国留学生管理的专家、学者、教师及有关方面组建的全国性学术组织。学会定期出版学术期刊《留学生管理研究》，每年编撰 年度报告，组织各种专题研讨会，开展学术研究。此外，学会每年举办留学生 “学在中国 “主题系列活动，如留学生博士论坛、留学生临床医学技能大赛等。

今后，学会可能会与德国校友会共同举办论坛和活动，促进德国学生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

为了使中国学生从其海外经历中获得最大程度的收获，您对他们有哪些建议？

从1977年出国留学到后来的工作，40多年的经历告诉我，中外人文交流具有基础性和前瞻性。因为这样可以使人们走出狭隘思维，丰富思想，完善天性，克服差异。在我看来，今天的年轻一代，无论是客观条件，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打开了相互之间知识的无边界限，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还是你们的表达能力、沟通方式和增长的知识结构，都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一代。我衷心希望青年一代充分利用你们的智慧和条件，加强国内外交流，分享经验，化解分歧，求同存异，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福祉贡献力量。

亲爱的刘博士，非常感谢您的鼓励。也祝愿您一切顺利。作为DAAD，我们很高兴听到您对交流活动赋予如此重要的意义！

采访回想起受资助期间，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您当时在哪里？

我很幸运地得到了两次DAAD的资助——每次都去了北京的一所顶尖大学。我是学汉学的，所以两次都来了中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时至今日，我仍然能清晰地回忆起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想象一下，1999年首次来中国的时候，我已经完成了六个学期的汉学学习。我曾经设想了很多在中国等待着我的是什么，也没有预料到中国让我如此的惊讶：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而且远远超出了我当时在脑海中的想象。在经历了最初的适应期的一些挑战之后，一个新的世界为我打开了，它有自己的魅力，这种魅力甚至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您当时面临了哪些挑战？

刚开始的时候我发现，经过学了三年的中文学习，能交流的东西还是太少，只能听懂一些零碎的内容，这让人有些灰心。我之前还是想得太容易了。但如果将自己置身于北京人的生活，尝试着与人交流，放下最初的矜持，就能很快进步。仅仅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感到非常自豪，因为自己可以在这里安顿下来，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我发现在这里的生活让自己在语言上有了更大的进步。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个量的飞跃。

您在学习期间的职业目标是什么？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本来是汉学家，同时辅修了新闻学和艺术史的科目。我想人文学科的毕业生往往会发现，他们永远无法向周围的人说清楚自己以后打算从事什么职业。我总是把我的哥哥作为一个很好的反例。他是学建筑的，从来没有人问过他这个问题。【她笑着说】

总之，在我学习的前几年，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但在我第一次来中国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疑虑和不确定立刻消失了。我很清楚，我愿意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工作，这里有许多机会和发展空间。我确信，我的专业与海外经历相结合，一定会为我打开一扇门。

当时DAAD已经组织了很多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大家可以发展自己的人际网络，认识很多不同领域的人。我唯一考虑的问题是，毕业后是直接在中国开始工作，还是先在德国立足，然后再去中国。

大学毕业后，您的职业发展走方向如何？

毕业后，我开始在北京的德国海外商会（AHK）实习。在这里，我负责一个大型项目——《北京指南 “让北京变得简单” 》。这是一本为初来北京的人在北京生活和工作提供实用建议的手册，里面有关于在中国考驾照、找房、就医以及关于旅行和游览的指南。

对于我这个有汉学和新闻学学习背景的实习生来说，这是相当有意义的。当时在中国，我不仅构思并完成了一本书，还举办了一场新书发布会，邀请所有商会会员参加。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也是我迈入职业生涯的第一步，因为我之后直接就获得了一个工作机会。我当时是要为AHK设立东北地区区域管理一职，并设立商会在天津的办事处。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工作机会。

接下来呢？

我的下一份工作是在北京戴姆勒的人力资源部，负责外籍人员管理。在这里，我听闻有一则很有意思的招聘信息，很符合我的资历和以往的职业经验。天时地利，出现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这也与我现在担任VDMA中国首席代表一职的经历类似。

您的海外居留经历为您的职业生涯带来了哪些优势？

可以列出很多。当时在国外的经历给了我机会，让我第一次萌生出在外国工作的想法，而不仅仅是把其他国家看成度假的目的地。

建立有趣且广泛的人际网，彼此间在工作或私下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在国外，其重要性更甚于在本国，人们从当中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

语言能力也是核心。语言打开多扇大门。在国外居留期间，人们不得不用语言维持日常生活，借此掌握语言知识变得更加容易。尽管我不得不承认，我遇到过一些德语很好的中国人，而他们从未去过德国。但这不一定是常态。我在中国的生活对我语言上的帮助很大，不仅是中文，还有英语水平。许多商务会议和活动都是用英语进行的。在一天之内，在德语、汉语、英语之间切换，这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您对正处于事业起步阶段的有志女性有什么建议？

要制定明确的目标，并持之以恒。不要止步不前。要抓住机会，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去做，对自己的工作方式有信心。此外还要欢迎并应接受反馈意见，错误和失败是日常工作生活的一部分：最好是暂停一下，分析一下情况，从中吸取教训。但不要太过纠结于自己的错误和弱点，要向前看。

例如，我必须学会让我的团队更加紧密的团结，并将任务下放。这需要出色的沟通能力和营造良好氛围的意愿。你不能总是什么事都自己做，这样不会有任何进步。

作为VDMA的首席代表，您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新冠病毒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常的生活习惯，我出差的次数少了很多，而网络会议增加了。但原则上可以说，我日常的工作内容非常多样化，根本不会整天都做常规化的工作。除了办公室行政管理，比方说财务、税务、人力，去伙伴公司参与活动或者自己组织活动，写文章，其实也会飞去德国，但目前完全搁置了。我管理着一个全部由中国同事组成的六人团队。我觉得项目工作和每年的团队培训对我的启发特别大。在这里，我们作为一个团队，相互都是平等的，我可以卸下领导的角色，也可以把团队的主导权交给别人，这很有意思。这样你也能更好地了解你的团队。

女性代表，尤其是在德国管理层中，总是不足，您认为有哪些原因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攀登职业高峰需要雄心壮志和专注度，这对女性来说可能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必须兼顾很多事情，让我们经常会感到压力。

在一场会议中唯一一位女性坐在一群男性中间的情况经常有。如果你不习惯这样做，就会导致你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有所保留，因此可能不会被人注意到。你应该积极去避免这种情况，勇敢参与，发出自己的声音。

请您将这句话补充完整：对我来说，北京是……

北京是我的家。在不久的将来，我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时间就会比在我出生的城市长。但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在这里住了多久。北京和北京的生活带给了我很多，也塑造了我这个人。从1999年开始，我就第一时间关注这座城市的发展。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尽管由于在VDMA的职位，我与德国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这也让我很开心。

亲爱的Barkowsky女士，非常感谢您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当回想DAAD对您资助的这段期间时，您会首先想到什么？ 您当时为什么选择了“语言与实践”项目？

在2000年的时候，决定跟着“语言和实践”项目去中国，在那里学习语言并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那真的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几乎就和移居国外一样。当时一位朋友告诉我，“只有那些疯狂的人才会这么做”。他说的没错：当我回想起受资助的那段时期，首先想到的是在那段时间里我能够认识的许多出色的伙伴——中国人、德国人、欧洲人。可以说，通过在中国 “语言和实践”项目，我拥有了一个以中国和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网络。

您在大学期间就已经计划未来要去中国了吗？

相对来说我来到中国还是比较晚的。自边境开放起，出国旅游，发现世界对作为一个东德孩子的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在上海德国海外商会实习期间，我发现了中国的魅力。从第一天起，那里人们的活力和对生活的乐趣就吸引了我。我想对这片土地多一点了解，多一些体验。“语言与实践” 项目就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生活和文化。

当您回想在国外的日子，有没有什么场景给您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我想，在中国遇到的那些人让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管是在公共汽车或火车上的短暂相遇，或者是在晚餐或啤酒花园里的相聚，再到与商界、科学界以及政界人士的正式会晤……通过他们，我了解到了不同角度的中国形象——同时我也学到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形象结论会快速过时，因为这个国家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生变化。

结束奖学金资助后，您的工作上发生了什么变化？您后来大量参与学术活动，同时还教授中国法律，这是否是出于中国的工作经历给您带来的灵感？

读中国法博士学位的想法实际上是我在北京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工作时产生的。我一直很重视将学术活动和专业实践结合起来。这个基本理念也是“语言与实践”项目的一部分。而在工作中的实践也一再告诉我，在互联网时代，隐私的保护与其执行是多么重要。所以长期以来，这方面的法律问题一直是我研究和教学的重点。

我可以直接问您一个问题吗：到目前为止，您最感兴趣的案例是什么？

这我可能不能说得太具体。但是毫无疑问，在过去和现在的很多情况下，我能够在一个良好的法律基础上帮助建立双方的关系，使冲突得到很好的解决。以及在科学领域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把感兴趣的人和他们的专业知识聚集在一起，从而碰撞出火花。

您后来又回到了德国，回国后您的感受如何？

在国外呆的时间长了，自然对自己的祖国产生陌生感，人们几乎会产生“文化时差效应”，常常会有一些疑惑：为什么事情是这样的。不过总的来说，回到德国后我没有太多的不适应。因为回到德国后，我很快地认识了一些视野开阔的人——他们本身就有在其它国家的经历，他们除了德国之外还有另一个故乡。和我一样，他们也对世界的多样性充满好奇。

您想对有志于法律道路的女性说些什么？您可以给她们三个建议吗？

    带着喜悦的心情去做，建立人际网络，不要气馁! 总的来说，这是我给初入职场的女性的三个指导原则。最重要的是，很多女性对人际网的重视程度太低。组件自己的人际网络不仅是完全正常的，而且也是一件最基本的事，这样可以使您在适当的时间找到契合的联系人或赞助者。上述的三点是我从在中国的经历中总结出来的：学习语言可能会让您疲惫不堪，但所学会的每一个新词、每一句话都会对下一次的交谈有所帮助，有些相遇会发展为友谊，这样一个互相帮助和支持的人际网就形成了。

非常感谢Blasek教授最后对我们的鼓励，祝您未来一切顺利！

您毕业于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CDHAW)并取得了德方合作学校和中国学校的双学位。作为德中教育“最佳实践模式”的毕业生，您能和我们分享下您的经验吗？

得知我们学院的教育模式被称为德中教育“最佳实践模式”，我感到很高兴，也为此深感自豪。我以一个毕业生的角度回顾自己的亲身经历，认为学院的培养方式有以下的优点。首先，我觉得整个培养方案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是非常丰富的。课程形式多样且互补性强。其次，语言强化课程是与其他课程同步进行，这使得我们在国内的三年时间内便可以熟练掌握德语这门新的外语和工程专业所需技能。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额外的语言培训。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优点，直到我在硕士期间遇到来自其他学校的中国同学。他们在来德国留学前，往往需要投入额外的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学习德语。接着我认为我们的实践课程也很丰富且对于工程专业学习而言非常重要。我们有金工实习，电工实习还有许多测试新技术应用的实验室课程。最后，跨文化课也是我们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修改简历和动机书的部分非常实用，对我们之后在德国找实习和申请硕士都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最后呢，唯一的遗憾可能是当时参与学院的一些前沿的科研项目的机会相对较少，相信学院会继续改善，让后来的学弟学妹们不留遗憾。

您在德国最有趣的经历是什么？

作为曾经在巴伐利亚州生活过的人，你们大概觉得我会回答“啤酒节”。然而不是，哈哈。也许我的答案听起来有些不同寻常，但我真的觉得自己在德国实习的那段日子是最有趣和最激动人心的。大约是觉得自己课堂所学终于可以在实际项目中得到运用吧。例如，当时我在博世热力技术有限公司的设施管理部门担任实习生，为翻修的培训大楼设计它的太阳能系统。几年后，当我再次路过那座叫韦尔瑙(Wernau)的小城时，我看到楼顶按照当初我设计的方案建立的系统，欣慰和满足感油然而生。

当时我还在一家小型家族工程公司做一份小兼职。这家公司为一家有名的大型汽车厂商的工厂设计消防设施方案。这家人对我非常友好和关照。他们在得知我会继续求学后，很热心地向我提供帮助。他们表示如果我之后选择在附近的斯图加特大学上学，可以继续在公司里工作并且未来也有机会接管这家公司。当时我正在犹豫选择慕尼黑工业大学，斯图加特大学和亚琛工业大学里的哪一所学校和相应的项目，而这个提议在当时也增加了我留在斯图加特的意愿。最后我还是选择了慕尼黑工业大学，因为我特别喜欢慕尼黑这个城市以及慕尼黑工业大学的硕士项目于我而言也是最有吸引力的。

作为一名女性在一个男性主导的领域学习是什么感觉？您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其实在中国读本科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男性主导的领域，因为我们专业的男女比例大致均衡。对此，德国教授们来中国授课的时候也感到很惊讶。对这些差异的研究也许会是一个有趣的社会学课题。

就我个人而言，我很感谢我父母，特别是我母亲给予我的巨大自由和强有力的支持。一方面，我们家没有给我既定的所谓的性别角色定义，即男生应该如何，女生应该如何；另一方面，母亲也总是提醒和鼓励我，认为我有很大的自我发展潜力。我应该积极探索自己的潜力，在面对挑战的时候，不要轻易放弃。由于我对于成功的理解在于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认知到自身的潜力并不断挖掘它，以坚定的意志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仍旧在成功的路上。希望以后能够有幸再分享秘诀。

您已经在不同的公司积累了工作经验。在德国的哪些经验对您现在的职位有帮助？

我现在在瑞士邮政集团担任项目经理兼中国区副主管。通过与瑞士科学文化中心(Swissnex)合作，我们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旨在成为对中国公司有吸引力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希望积极融入到当地以及亚洲的创新生态系统中去，与当地的企业和创业公司合作，积极推进创新项目，并有效支持整个集团在物流，出行，电子商务等业务领域的企业发展。

德语作为集团最重要的商务语言之一，良好的德语能力是我现在工作的重要助力。因此我非常庆幸自己通过之前的学习过程掌握了这门语言。此外，本硕期间扎实的技术背景也让我受益匪浅。在复杂的项目中，我得以快速理解技术部分的内容，从而让团队内的沟通更为高效。一个具体的案例是我们在洛桑联邦理工开展的自动送递机器人的测试项目。在德国生活的时间使得我对德国人的心态和思维方式也有所了解。虽然德国和瑞士的两种文化不同，但德国的经历使我可以很快融入瑞士的德语区。目前我正在学习法语，以便在瑞士西部地区也可以顺利交流。然而，没有像在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时期的压力，我的学习速度慢了许多。

在德国的学习生活对您有什么改变？您想保持哪些习惯或观点？

总的来说，我发觉自己变得更加直接、准确和严谨。大概德语文化和“工程师文化”都对这种转变作出了一定贡献。我也认为这些是值得保留的好习惯，比如守时，习惯计划和严谨认真等。

除了瑞士邮政集团的工作，您还担任学院院友会（CAMT）的副主席。您认为与校友保持密切联系的最大优势是什么？

从情感上来说，我们的院友之间以及和我们的母校有很强的联系，因为我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大学时光。之后大家或因学习或因工作，分散到了不同的地方。而我们的院友网络在一开始是一个承载大家友谊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一个扩大的家庭网络，因为大家的感情都很深厚。

为了促进院友的发展，我们通过CAMT的平台与院友分享了很多信息，比如，我们会转发相关的招聘广告，分享某些领域的工作和研究的经验等等。最重要的是每年一次的大型院友活动，目前我们已经将最初的院友聚会发展成了覆盖不同主题和行业的职业发展论坛。以去年2020年为例，我们围绕 “数字化、汽车、人工智能、自动驾驶 “等主题组织了跨行业研讨会，邀请了许多经验丰富的校友和专业协会的嘉宾，并得到了广泛的光柱。通过举办这类活动，我们可以为不同行业的院友提供相关主题的研究和工业发展现状的信息。

在这个过程中，我很高兴能够作为协会理事会的一员，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我也能从组织活动的过程中学习到许多东西。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由于我们理事会成员分布在不同城市，所以我们在一起运营协会时就采用远程“虚拟合作”的方式。这样的合作方式需要我们高效利用自己的时间，清晰有效地沟通，以及敏捷地配合他人的安排。新冠疫情把这样的工作方式推广成了常态，而我也因积累的经验丝毫不觉得新的工作方式是一种大的挑战。相信对我们理事会其他成员亦是如此。

由于我们理事会成员和所有院友的高效合作，我们这个相对年轻的协会已经在留德话人间成为一个非常有活力的知名协会了。我们对此感到非常自豪。

也许您还可以给准备去德国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一些建议？

我观察到德国大学开设的英文学习课程日益增多。在这样的情况下，良好的德语水平不再是硬性要求。即便如此，我还是会建议准备赴德留学的中国学生掌握一定的德语知识，以便更轻松地在当地生活，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德国。更重要的是需要有跨文化意识和开放的心态，尊重文化差异同时积极沟通。对于像我一样在技术工程领域学习的学生，你最好还可以了解下有关德意志历史的基本知识，因为我们往往专注于本学科而对社会人文的知识有所欠缺。我们也可以通过在平时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过程中遇到的“不舒适”的情景，更深刻地体悟文化差异以及如何对待这些差异。这些亲身经历会让我们在之后的发展中受益匪浅。

非常感谢沈博士的分享。我们希望下次再与您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