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科学领域的(领导)女性
DAAD副主席穆里尔·赫尔比格(Muriel Helbig)
穆里尔·赫尔比格博士(Dr. Muriel Helbig)1975年出生于华盛顿,在德国、黎巴嫩和美国长大,1994年开始在波茨坦大学学习心理学。2006年,她被耶拿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ät Jena)由德国科学基金会资助的研究生院(DFG-Graduiertenkolleg)授予博士学位。
穆里尔·赫尔比格博士自2020年1月1日起担任DAAD的副主席。在主席缺席的情况下,她代表主席管理各部门及分支机构,并处理主席委托的事务。
DAAD在其资助政策中是否有关于性别平等的策略,如果有,是哪些策略?资助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有哪些改进的空间?
DAAD非常重视多样性和机会平等,其中当然也包括性别平等。我们目前正在制定多元化战略目标以及相应的短期和中期措施,这些措施将从2022年春季开始在机构多元化议程的框架内实施。
在DAAD的资助框架内,性别比例非常平衡。据2020年年度报告,在所有DAAD资助对象(个人和项目资助)中,女性的比例约为54%。在2018年和2019年的“Erasmus+Call”中,女性受资助者的比例为62%。我们在申请和选拔过程中也适当地考虑到了有孩子的学生的情况。
考虑到”实现性别平等并赋予所有妇女和女孩权力”这一可持续发展目标,DAAD在新的立法期提交了一个 “赋予女性权力 “的方案建议。该方案的目的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试点国家加强女性在学术和企业领域中的领导角色。
吕贝克应用技术大学(TH Lübeck)的女学生、女员工的平等状况如何?您的目标是什么?您是如何努力实现这些目标的?有哪些成功的经验?
遗憾的是,在管理人员之间,在学生之间,特别是学习技术课程的学生之间,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两性平等。我的目标?两性平等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是女性的问题(当然也不是家庭支持的问题!),只有在每个人都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才能成功,男人、女人、每个人。总的来说,我也赞成明确性别比例,例如在有新进人员的情况下。然而,这个比例不能由已经存在的少数群体来承担–例如,在聘任委员会的组成上,因为所有的重担都落到了女性教授的肩上。在这种情况下,我赞成对所有成员进行平等培训,不论其性别如何。为此,我与吕贝克应用技术大学负责两性平等的同事一起努力,我们也试图在政治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已经成功获得了第三方资金申请,如女性教授计划或E-Quality Award。但总的来看,可以说:这是块非常厚的板子。
您是一所技术大学的校长—是什么帮助您协调这一重要职能与您作为母亲的角色?
什么能帮助我?首先,我认为作为一个母亲,拥有一份职业是很自然的–我是第三代“虎妈”;-)。第二,我坚信即使虎妈也是好母亲。第三,我的丈夫认为家庭也是他分内的事情。所以可以说,我最重要的职业决定是我们的婚姻。第四,我的孩子。他们和我们一起做得非常好。
回顾过去,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您必须处理的最具挑战性的情况是什么?
一开始,对我来说,在(大)团体面前(自由)发言其实是一种挑战—然而我现在非常喜欢。后来,冲突对我来说是具有挑战性的。我不仅要学会管理冲突,而且要将冲突作为可以利用的机会。进入新机构的新职位总是充满挑战并耗费时间,但也很有趣,充满了快乐。问题是:什么是挑战,什么是压力?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觉得挑战很好,我也在寻找挑战。另一方面,我仔细审视压力:它们是否对我有帮助,我能否忍受它们,或者它们是否会让我身体不适?
在研究领域中,初踏入职场的女性将面临哪些挑战和要求,对此她们该做哪些具体的准备?您个人有什么建议?
初入职场的女性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她们要在职业环境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同时还要协调好个人生活。没有什么秘方,只有个人的解决方案。我的建议永远是:你的直觉是正确的。还有:睁开你的眼睛,打开你的耳朵,常向同龄人、朋友、家人和榜样寻求建议和支持。每个人都很乐意提供帮助! 我想对孩子们说:保持冷静,相信自己。
采访人:Ruth Schimanowski,DAAD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潘亚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亚玲教授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语专业教学分委员会委员,任几家中德学术期刊“Interculture Journal”编委,曾获德国爱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授予的荣誉勋章。
在上海同济大学获德语语言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在德国耶拿大学获博士学位(Dr. phil.)。她曾多次在德国高校研究访问并讲学,其中三次受德国学术交流中心资助。她的研究与教学重点为跨文化交际、德国研究和对外德语教学法。
潘亚玲教授是少数被德国同时认可为科学家和政治家的中国专家之一。2018年5月24日,她受邀作为八位中国文化工作者代表之一在北京参加了与时任德国总理的Dr. Angela Merkel女士的圆桌会议。早在2016年4月,她作为中国文化与科技界代表参加了与时任德国外长的 Frank-Walter Steinmeier先生的圆桌会议。
名字 | 潘亚玲 |
城市 | 北京 |
职业 | 大学教师 |
在德国的大学 | 约翰内斯·古腾堡大学 (Johannes Gutenberg-Universität Mainz) 、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耶拿分校 (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ät Jena)、柏林洪堡大学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
由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提供资金 | 作为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奖学金生在德国美因兹大学文化与应用语言学院参加中德政府高级翻译进修项目
获德国学术交流中心高级访问学者奖学金,在德国耶拿大学研究访问 获德国学术交流中心高级访问学者奖学金,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研究访问 |
您在大学期间已经知道您会去德国吗? 您当时为什么选择了德国?回想进修时期,您会最先想到什么?
我在同济大学德语专业读的本科和硕士研究生,作为德语专业的学生,我当然梦想能去德国深造,但在30多年前,出国留学的机会非常少。我能在1990年底考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中德政府高级翻译进修项目,于1991年春至1993年春在德国美因兹大学文化与应用语言学院进修两年,我感到非常幸运!
1991年初,德国和中国的差别非常大,我很高兴,在两年留学期间,能在大学里结交德国朋友,并且与她们保持多年的友谊。我当时最深的感触是,虽然中国和德国之间的文化差别很大,但是人和人之间却可以走得很近,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当您回想起在国外的生活时:是否有一些事情对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我的德国留学和学术访问过程中,对我影响特别大的不是某些特别具体的事情或发生的事件,而是我认识和不断熟悉并建立长期信任的德国朋友和合作伙伴,是与他们所进行的不同观点的沟通和融合的过程,通过与他们的跨文化交际,我学习到了跨文化学习的能力。
您一直在高校工作,您在国外的经历是如何促使您这样做的?- 您研究和教学的重点是跨文化(商务)交际以及跨文化能力的传授和提升。您对此研究领域的兴趣是如何产生的?
我对跨文化能力研究与教学的兴趣也是我在跨文化交际与实践中不断培养起来的,尤其是因为我个人在多次德国留学和研究访问过程中,体会到了跨文化学习的乐趣,我带着这种学习的乐趣来不断研究跨文化交际问题。
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随着跨文化交际在频繁度和规模上的扩大,人们越来越希望提高和改善跨文化交际的质量,而文化是错综复杂且不断变化的,跨文化交际不仅仅受民族文化的影响,还会因交际的场境和交际伙伴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所以我们高校的外语专业的教学不应仅仅“受人以鱼”地给学生传授关于目的语文化的知识,更重要地是要“授人以渔”地帮助他们学习到能应对跨文化实践中的万千变化的关键能力,即“跨文化能力”。以上的经历与认识是我将“跨文化能力”作为研究与教学重点的重要原因。
这个复杂的概念”跨文化能力 “的含义是什么?人们有跨文化能力吗?人们必须学习跨文化能力吗?在高校里更需要传授跨文化能力吗?
我研究跨文化能力这个主题近二十年了,我对这个主题的研究成果先后于2008年和2016年在德国出版的《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 als Prozess — Modell und Konzept für das Germanistikstudium in China aufgrund einer empirischen Untersuchung》和在国内出版的《跨文化能力内涵与培养 — 以高校外语专业大学生为例》两部专著中详细陈述。
如果要我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总结对跨文化能力这一概念的理解,我认为跨文化能力是在跨文化交际场境下,能在情感、认知和行为层面兼顾和积极利用母文化与异文化,与异文化成员就各自的经验与期待进行沟通与互动,从而促进得体、有效和令参与者满意的交际,并建立与维护和谐关系和长期合作的能力。
跨文化能力不是一种可以一劳永逸地被某一个体拥有的能力,而是一个开放型多层次发展的终生学习的过程。跨文化能力不是独立于人们个性之外的一种附加能力,而是个性的有机组成部分。
为什么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如此困难?
其实,我不笼统地认为(ich möchte nicht pauschal annehmen)不同文化成员之间的交际一定比同一文化成员之间的交际更为困难,因为如果过于强调跨文化交际的困难,有可能使跨文化误解甚至冲突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Selbsterfüllende Prophezeiung);
相反,我觉得对于我们高校外语教师来说,要更多地培养学生对异文化的兴趣和好奇心,培养他们对跨文化交际积极的态度(positive Einstellung),鼓励他们不断进行跨文化交际和探索,相信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也能增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增强文化自信,希望学生们能在跨文化实践中切身认识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Alle Lebewesen wachsen und gedeihen in der Natur, sie schaden einander nicht. Alle Wahrheiten existieren gleichzeitig, sie widersprechen einander nicht),不同的文化可以和谐共存,而且不同的文化之间也是有共同点的,不同的文化之间既有“习相远”,又有“性相近”,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我们应该学习求同存异,并且积极利用文化差异,培养协同能力,与异文化成员一起找到跨文化问题的创新性的解决途径和方案。
您对中国学生有什么建议,他们能从留学经历中收获什么?
虽然在留学期间会遇到一些跨文化适应方面的挑战,但留学经历对于提高个人跨文化能力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希望中国学生在留学期间勇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以开放、尊重和宽容的积极态度了解和认识异文化,提高跨文化移情能力和跨文化敏觉力,并对跨文化实践进行不断的总结与反思,同时也更多地学习中国文化,以便更好地与异文化成员进行平等的跨文化对话与沟通。希望在国外的留学生活不仅仅能帮助中国学生增长专业知识和能力,也同时能帮助他们培养跨文化能力和跨文化人格,促进其终身学习的能力。
采访人:Melanie Späthe,,DAAD北京代表处副主任
黄虹梓, Deutscher Medien Verlag GmbH(德国媒体出版社有限公司)大中华区域总裁, 负责全球工业B2B平台industrystock.com 在中国的运营, 负责全球传感器平台diribo.com(联邦示范项目)在中国的落地,促进中欧传感器企业在贸易上和技术上的合作
尽微薄之力促进中德文化交流,在中国自媒体上分享德国所见所闻和项目资讯,如抖音、微信视频号等,目前累计有超过20万粉丝:”阿Zi闯德国” —— 分享德国故事 “柏北姐” —— 分享欧洲项目。
名字 | 黄虹梓 |
城市 | 柏林,广州 |
职业 | 大中华区域总裁,Deutscher Medien Verlag GmbH |
在德国/国外的大学 | 宾根科技大学(TH Bingen) |
在德国的城市 | 柏林 |
在德国的专业 | 能源和工艺技术 |
由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提供资金 | 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 |
您毕业于同济大学CDHAW德中双学位。作为德中教育“最佳实践模式”的毕业生,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吗?
这个模式带给我的太多了,我可能没办法写全,先借此机会表达我由衷的感激之情。
首先感谢同济大学和学院提供的平台,我受到了很多名师的指导,感谢老师们的传道授业解惑,特别是冯晓院长,在毕业后还给我很多工作上的建议和帮助。也感谢同学们对我的帮助和积极影响,还有毕业后各地校友连接起来的有强凝聚力的网络。我感到背后永远有支撑,给我奔跑向前的力量。
也感谢在德国的留学经历,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因为来了德国,毕业后接触到了很多工业企业,又接触到industrystock这个全球工业B2B平台,就涉足跨国工业项目和平台运营。后来在母公司收购diribo.传感器平台的时候,我就参与了投资,成为diribo GmbH的合伙人,现在也拿到了A轮融资。
还要感谢在学习期间学到的德语、专业知识和工科思维。交流工具,专业基础,探寻本质的习惯和快速学习的能力,都是我的盔甲,为我保驾护航。传感器行业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个新的行业,但是我依然能快速入门,这要感谢当年打下的基础。每当遇到难题,我总会想起大学那会儿,那些题那么难我都能搞定,现在这些都肯定不能难倒我。
你在德国最有趣的经历是什么?
在中国属于羽毛球业余选手的我,居然在西南徳大赛中赢了国家队的选手,拿了女单冠军,还上了报纸。
当你回想你在国外的时光,有没有什么情况特别塑造了你?
有两点。一是做计划。我在实习的时候,还有同事教我做计划的计划,我当时很惊讶,第一次听说做计划还要有计划。虽然后来没怎么被要求做计划的计划了,但是计划还是一直要做的。不管是在实习时,还是后来在德国公司工作时,都是要先定好目标,然后分割成一个个小任务,做好计划,设好里程碑…… 这个习惯,我也沿用至今,虽然经常会有突发事情要更改计划,但是有这么一份东西,办事效率高很多,而且对我来说还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会不那么焦虑。
二是注重细节。同级别的字体大小要一致,PPT上的标题位置要对齐,公司对常见用语有标准规范…… 刚进公司,做PPT,我因为没怎么注意标题位置这些细节,上司还特地花了半个小时演示如何快速调整格式,使文件看起来整齐统一,当时的我觉得上司太较真了,后来的我发现这种认真劲帮我们赢得了很多客户的尊重。不止一个合作伙伴跟我们说过,选择跟我们合作是因为方案做得漂亮,体现了我们的专业和严谨,而且为后期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做项目时注重细节才能减少出错的几率。
作为一名女性,你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研究领域学习是什么感觉?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除了在德国专业课上,男女比例失衡之外,没什么其他特别的感觉。不知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我只能说我在不断成长中,我觉得有个习惯对我帮助很大,就是我很积极地保持自己的体力和心力,每周我就保持5小时以上的运动,出差也见缝插针去打球或者健身。整个精神面貌会不一样,做事也能事半功倍。不管是学习研究,还是工作,特别是出差要连轴转,白天开会晚上写报告的时候,强大的体力和心力都帮了我不少。
心力,跟精神和体力有关,还是要多睡觉多运动。除此之外,训练心力还有个好方法,就是每次尽量只做一件事情。我发现如果我自己同时要做几件事情,疲惫得更快。因为在处理不同工作时,大脑来回忙碌,会做很多无用功。而专注做一件事情,不仅效率更高,完成的质量也更高。
参加交流后,你的事业进展如何?你在德国的逗留对你有启发吗?
我现在的工作有个很重要的板块,是对接中国和德国的企业。特别是在工业项目中,过程复杂繁琐,双方的思维方式、商业习惯、处事方式上还是有很大区别,我就要在中间解决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找到双方共同的利益点,推动项目前进。
因为我在德国留学过,工作过,也经历过很多以前在中国没有碰到过的事情,这倒逼着我去理解德国人到底是怎么想问题的。
比如说德国人就喜欢提前安排好工作日程,并且非特殊情况一般不会改。再比如德国公司的员工休假的时候不希望被打扰,如果项目有一部分要他/她解决的,那就要等休假回来再说……
所以在项目跟进中,我能理解到中德双方代表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会提出这些条件,我也能很好地跟各方代表解释来龙去脉,并提前考虑到突发情况并给出解决方案。
你想给有抱负的女性说些什么?你的三个建议是什么?
有抱负的女性一般不需要我提什么建议。哈哈哈。我只能说,回望过去,我感谢我自己的3个特点:一是敢于尝试新事物新方法,喜欢挑战自我。Industrystock和diribo这两个平台,我都是从零开始,作为总负责人在中国推广和运营的。经过市场分析和初步试错之后,我和团队最后决定,在中国采用的是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的推广模式和商业模式。因为是没有先例的新模式,是有一定风险的,团队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所幸挑战都被一一解决,现在两个平台都在稳健发展,超出总部预期。做自媒体也是这样,2020年,看到抖音在国内迅速发展,就给公司提出了在中国做自媒体的策划方案,虽然德国的同事们都不太看好抖音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因为TikTok当时在德国还是一个娱乐工具,但我还是用中国的数据给他们讲明白了。勇敢迈出第一步,并不断学习升级迭代,现在我们通过自媒体结识到很多有识之士,包括很多企业家,也做成了一些项目。只有达到庞大的数量级的时候,才有可能谈风格的树立和价值的体现,让时间给作品和作者足够的自信。
也要感谢给了我很多Freiheit(自由)和信任的老板,我印象很深的有一句话:“我们也不懂中国市场,你去试试吧,毕竟没有在同样前提下成功过,就不存在失败。”
二是坚持写日记和写文章。将工作和生活中的有感而发都写下来,每天复盘,每天都能进步一点点。输出是最好的输入,写东西的时候,也是重新思考的过程,不仅是个记录的过程,还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三是找到热爱的事情,并为之奋斗。在锚定的事情上长期发力,临在当下,聚焦在一件热爱的事情上,认真学习思考,会发现全世界都会来帮你,灵感会来的,指点的高人会来的,并肩作战的伙伴也会来的。
如果你能惜时如金利用每一分钟不可追回的光阴;那么,你的修为就会如天地般博大,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世界。
—— 拉迪亚德 · 吉卜林 《如果》
采访人:Melanie Späthe,,DAAD北京代表处副主任
世界范围内的女性科学工作者
在非洲,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一样,女性在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仍然严重不足。但是,在地球第二大洲,依旧有很多关于女性学术进步的运动和积极的例子。
阅读发表在daad.de上的文章,了解女性科学家在非洲的情况,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可持续农业和公共卫生领域进行研究的三位杰出女性。